讲消费问题

作者:新闻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指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一篇大文章。

讲消费问题,主要讲居民消费,这是所有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与出发点,消费影响着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行的模式、发展方式、发展速度与经济结构,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我们讲消费,不是就消费讲消费,而是放进国民经济的全局讲消费;既要讲促进消费的需求侧,更要讲保证消费的供给侧:不光是讲实物消费,还要讲服务消费;不是讲任何消费都是合理的,而是讲科学消费、绿色消费;不是光讲消费的一般规律,而是包括消费需求、消费能力、消费结构、消费周期、消费环境、消费热点、消费心理等内容的一个系统工程;既涉及到生产力,也涉及到生产关系;既涉及到政府宏观调控,更涉及到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消费从认识到实践必须有一个新的突破。

201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这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与国务院首次就消费问题发出专项文件,站在国际与国内两个高度,从战略层面描繪了完善消费体制机制路线图,提出了有关消费主要是居民消费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模式,意义十分重大。201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提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成为2019年中国经济的七项重点工作之一。

一、重新认识消费,要把握这三对关系

正确认识国民经济中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的关系。

消费与生产

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7页,1979年人民出版社)生产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创造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是社会再生产的首要环节。如果没有生产要素及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后序的分配、消费及交换要素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产的发展与规模决定和影响着分配水平,影响着流通与消费的发展与规模。这里的生产,包函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服务业生产和劳动力生产。

但生产的目的是什么?一是国家富裕,二是人民幸福,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也就是说生产的终点是为了满足消费,通过分配与流通来实现消费。反过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从生产者主权时代走进消费者主权时代,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着生产。生产如果与满足社会需要相脱节,生产就会衰退和死亡。

消费与分配

分配在社会再生产中,是联结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分配主要确定社会各成员对社会产品占有的份额和比例,交换则使社会成员在其对社会产品占有份额之内换到所需的其它产品。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分配和流通这两个互相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转。

在社会再生产中,除初次分配外,还要进行多次再分配。在一定的分配原则下,社会总产品的再分配就会产生生产积累与居民分配比例。这样,积累决定着生产的总供给能力及供给结构;而居民分配决定着消费需求的总量和结构。至于初次分配与再分配是否合理,对生产、流通与消费会都产生巨大影响。

但分配的目的是什么,同样是为了消费,一是生产性消费,二是生活性消费。我们讲,中国是一个内需型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主要靠最终消费(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与投资拉动。消费方式与消费结构影响并制约着分配方式与分配结构。

消费与流通

马克思认为,流通“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媒介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36页,1979年人民出版社)所有商品只有通过流通环节,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才能实现财富分配,达到最终消费,满足生产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需求。在一般情况下,流通的数量、方式、速度影响着消费数量、方式与速度。但反过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个性化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主导着流通数量、流通方式、流通速度。

消费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关系中,消费是生产、分配、流通的目的。所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写道:“商品只要最终退出流通,不论在生产活动中或在本来意义的消费中被消费,它就在某一个点上被抛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50页,1979年人民出版社)消费的规模、结构与速度制约着生产与流通的规模、结构和速度。消费实现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运行的一个最终目标,是影响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第二,在拉动国内生产总值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贡献率最大。国民经济的发展要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消费需求必然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最长久的动力。改革开放40年来,消费需求是第一拉动力的有28年,投资需求是第一拉动力的有12年,就是一个明证。这也充分说明,中国是一个内需增长型国家,今后要牢牢把握这一红线。

第三,消费结构的变化引导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变化,也引导着投资结构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是产品短缺,二是投资饥竭,生产什么就流通什么,消费什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居民生活水平全面实现小康,恩格尔系数发生重大变化,加上个性化、体验式、品牌化消费的兴起,进入需求拉动时代,要求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流通什么。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农村振兴、“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长江经济带、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等重大战略的推进,带来了大量的生产性消费,决定着生产性产业的发展与调整。

第四,社会生产的目的,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是为了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始终是我们共产党人永恒的主题,也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居民消费是指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活资料消费,是千家万户的微观消费活动的总称,居民消费一般可划分为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所谓基本性消费,就是为满足人生存的基本必需品消费。居民生活水平处于贫困与温饱阶段,一般以基本性消费为主;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小康阶段,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各种享受性、发展性商品与服务品不断增多,实现消费升级;居民生活水平进入富裕阶段,以享受性、发展性消费为主,中国从总体上已进入小康阶段,但由于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群体差别,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是各不相同的。

第五,消费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晴雨表。PMI、CPI、PPI、恩格尔系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等,反映着社会不同方面的供求关系,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更反映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反映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消费也反映了市场经济的总体,即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的成熟度。更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居民取得的实惠,从中去发现与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有利于改革与发展的顺利推进。

生产、分配、流通与消费构成了国民经济总体,缺一不可,且要协调发展,但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我们比较重视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改革相对迟后。所以在分配、流通与消费领域,积累了不少深层次矛盾,这个问题不介决,将影响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后续发展。

二、对当前消费这驾“马车”不能过于乐观

2017年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巳达到58.8%,2018年上半年已达到78.5 %,许多人喜形于色,认为消费拉动在中国已形成常态,且拉动力度很大、很强劲,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笔者並不这样看,一定要实亊求是,客观分析。

第一、改革开放40年中,消费体制的改革滞后,消费政策不稳定,消费环境不优,对如何形成消费长效机制研究不够,且没有形成共识。正如《若干意见》指出的那样,“近年来,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

笫二、消费拉动的贡献率大是在投资減速与出口缓增的前题下取得的。从2009至2017年,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从86.5%逐年下降至32.1%,货物与服务净出口的贡献率从-42.6%恢复增长到9.1%,这种消费的高贡献率是在一个特定阶段形成的。比如,1990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91.7%,这是因为当年投资增速大幅下降,对GDP的贡献率为负的74.6%;1999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88.1%,这又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投资增速下行和出口负增长有关;2011年,消费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61.9%,是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4万亿公共投资的刺激政策结束有关。从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在国际上是高的,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2015年,全球126个国家,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2.2%,中国要高出两倍。

笫三、一定要高度关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逐年下降这一现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幅度从2008年的22.7%下降到2017年的10.2%,从2010年开始逐年下降。2018年上半年跌破10%,只有9.4%。有人说,这与消费升级有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实物消费,没有反映服务消费,老百姓提升了服务消费水平,这也是一种亊实,因为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从1978年的57.5%下降至2017年的29.3%,服务消费已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已超过40%。但中国还没有全面实现小康,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土豆效应”仍然十分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引起反思。有人还常常用网购的火爆来说明中国消费的强劲,但这是互联网时代摧生的零售革命,让人们去享受个性化体验式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实现了消费升级,但中国的实际並未促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快速增长,是从一种新型的购物方式取代了传统的购物方式。

第四、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影响与决定消费的因素很多,如凯恩斯的绝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居民消费取决于现期的、绝对的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与本人历史上最高的收入水平。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认为人们是根据其预期寿命来安排收入用于消费和储蓄比例。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消费理论,认为消费是由可以预期到的长期收入决定的等等。这些理论在正常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是适用的,但每个国家国情不同,经常出现某种社会与经济现象,必须实亊求是的加以分析。

影响中国消费的因素很多,如由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尽合理,特别是劳动报酬占比不高,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投资与消费结构不平衡,消费体制性约束仍较严重,消费率在相当一段时间持续走低,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尽理想,消费问题已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瓶颈。

笔者认为,1998年实行住房体制改革,特别是2003年以来,房价过快上涨,打乱了中国的消费总格局,扭曲了中国的消费市场,出现了严重的消费挤出效应。2009年4月9日,笔者参加国家发改委关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座谈会上指出,“目前中国低工资下的高房价,完全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住房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我认为在目前价位上,压掉20%-30%的价格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告别房地产的暴利时代,这样才叫回归理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4-2016年,中国住宅商品房平均价从2778元/平方米上升到7476元/平方米,12年上涨了2.69倍。但根据清华大学恒隆房地产中心统计,2004-2016年,全国房价上涨了6.37倍,年均上涨16.68%,远远超出国民经济收入增长速度。大量资金吸纳到房地产业,一方面带动了相关产业如钢铁、煤炭、水泥、玻璃、建材等产业友展,支撑了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发展,房地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同时也极大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居往条件,但宏观上虽然滿足了一部分产业发展的局部均衡,却扼制了另一部分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一般均衡,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特别是由于宏观政策失调,形成了高房价格局,这种经济泡沫既影响稳增长,又影响惠民生。

这几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下滑与高房价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有绝对的关系,所以,不能妥当解决这一问题,讲促进消费的长效机制为时过早,对消费的贡献率不能过于乐观。

三、适度提高消费率,是经济发展必解重大课题

根据国际经验,各个国家消费率都随收入水平提高呈下降趋势,但一般都不会降至70%以下,素以高储蓄率闻名的东亚国家消费率最低时也在65%以上。

经济学家H·钱纳里研究表现,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左右时,世界各国居民消费率占GDP的份额一般为61%,1997年我国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5.8%,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

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虽有小的波动,但基本上是逐年下降,在全世界都是不多见的,消费作为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过低的消费率显然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基本准则。“十八大”以来,最终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有所提升,但也不明显。“十三五”或更长一段时间,把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5%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左右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

一般来说,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消费需求和GDP以大致相同的比率增长,但在短期的经济周期中,消费需求的波动小于GDP的波动,消费需求的增长较为稳定,即最终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在经济扩张时小于1,在经济收缩时大于1。

及时把握国民经济发展格局中居民消费需求变动趋势,研究居民消费总量与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制定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客观需要的居民消费政策,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提高居民消费率要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第一,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

国际经验表明,投资与消费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通常随着经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阶段推进,消费率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趋势,而投资率则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趋势。其中当经济体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时,投资率较高,消费率较低,期望值分别在30%左右和70%左右。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仍处于投资率较高阶段。

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高投资率支撑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一定时期,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中后期,为了促进经济的增长,高投资率是必要的,也是许多国家成功的经验,但不可能持久,不可能形成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二,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

农民消费水平低是影响中国消费率的重要原因。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城乡消费差距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的反映。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78年差2.57倍,2001年差2.89倍,到2010年差3.22倍,2015年下降为2.92倍。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条件下,城乡收入差距属于自然性差距,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如何加快自然性差距的缩小以及防止非自然性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几年,国家加大了农村振兴与精准扶贫力度,农民收入明显加快,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快于城市,农村消费有很大潜力空间。

除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影响农村消费以外,农村消费环境改善、消费观念的转变、消费政策的调整、消费热点的培育也十分重要,在某些地区,可能是制约农村消费的关键因素,比如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极大的促进了消费。

第三,消费需求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扩大消费需求必须以国内供应能力作基础,但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这就需要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以求得国家总体上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相对平衡。

一个外向型为主的国家,消费率的提高主要靠进出口贸易来保证。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商品与服务品进口只能是国内总供给的一个补充。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存度过高,或一个国家的消费对进口的依存度过高,等于把国家经济发展的调控权交给了国际市场,而国际市场由于种种原因,千变万化,因此只有走内需主导型增长道路,才能掌控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第四,即期消费与储蓄的关系

收入水平是制约货币投向的关键因素。收入低时,货币主要用于消费,所以消费倾向越高。收入高时,货币进行投资、储蓄为主,所以消费倾向越低。中国虽然收入水平不高,但储蓄率一直比较高,由于种种原因,居民往往把即期消费的货币用于储蓄,确保未来的孩子上学、医疗和养老消费。后来国家允许财产性收入,居民把一部分资金用于炒股、投资房产,影响了消费也影响了储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储蓄率波动较大,2017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增幅创历史最低点,为9.0%。从一个侧面反应收入分配不尽合理、高商品房价格对居民的消费潜力的制约。

四、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

在中国,如何建立消费的长效机制,笔者曾提出要“十路并进”,即:1、改革消费体制,2、调整消费政策,3、改变消费观念,4、提升消费能力,5、夯实消费供给,6、创新消费业态,7、改善消费环境,8、顺应消费周期,9、抓准消费热点,10、遵重消费规律。

这些都是从消费本身来加以论述,但影响消费的范围更广,涉及到消费与生产、分配、流通的关系,涉及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涉及到人口结构,涉及到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涉及到进出口贸易,涉及到消费与投资、消费与储蓄的关系,涉及到货币政策,也涉及到科技进步等等。笔者想重点论述以下几点。

第一、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在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发力。

2016年12月14 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就是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

讲到供给侧改革,必然要提到西方经济学中的凯恩斯主义与供给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生严重经济“滞胀”与物价通胀,凯恩斯主义政策失效,凯恩斯主义主张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实施政府干预,加大投资,赤字财政,福利保障,温和通胀,充分就业,但这种在需求不足时扩张,需求过多时紧缩的需求管理政策已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供应学派应运而生,供应学派从供应入手,从经济主体为重点,以“供给能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为基准,主张通过改善与刺激供给来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他们认为,放松管制,市场调节,减税减负,创新驱动,有效供给才是唯一出路。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决定于生产要素的合理供给及有效利用,经济发展的标志是供给的水平和能力,光在需求和分配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美国里根总统时期就采纳了供应学派理论,渡过了经济滞胀的鬼门关。

从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供求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供给与需求是经济杠杆的两端,政府在某些情况下通过扩大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增加供给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每个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关健在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与出手时机的把握。

供给的的核心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函数,是为生产企业提供资金、土地、劳动力、服务、管理、技术等要素,确保为需求方的供给,但实际情况是不少生产企业不能提供有效供给,成了“僵尸企业”,却占用了大量公共资源,造成资源错配,而使许多能提供有效供给的生产企业满足不了或是短缺生产要素,造成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高成本与低效率。

所以,从国民经济全局看,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要进一步推动行政制度性改革,给企业更加宽松的环境,调整与改善要素配置,让人口与劳动、土地和资源、资本和金融、技术和创新、制度和菅理一起发力,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提高供给效率,降低供给成本,特别是介决高税收成本、高融资成本、高行政成本约束,通过刺激新供绘,创造新需求。

如果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介决供给侧的短板问题,包括商品供给、服务供给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那末《若干意见》重点是介决需求侧的短板问题,包括改革与完善消费体制机制、培育消费热点、优化消费环境等等。两端同时发力,可以起到亊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让老百性有钱化,确立收入分配合理化体制机制。

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收入水平的提高是消费水平提高的物质基础。中国贫富差距过大,这是一个不爭的亊实,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方法,把中国人分成三级五等,即低收入户占20%,中等收入户占60%(其中中等偏下、中等收入与中等偏上各占20%),高收入户占20%。2017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5958.4元 、23628.3元和64934.0元,其差异比为1:3.96:10.9。也就是说相差11倍。

但根据有关部门研究,情况要比这一统计严重得多,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基尼系数(国际上通行来衡量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分布不均衡程度的指数,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公平,0.4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改革开放前由于绝对平均主义,基尼系数为0.16,1994年超过0.4,进入新世纪,2001-2013年一直没有低于0.47。从2014年开始下降为0.46。但民间的许多研究机构都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己超过0.5,贫富差距如不采取必要措施,有可能进一步拉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府希望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发家致富,因此不想干预财富的分配。然而,在闭环系统里,不可能人人致富,一些个体的成功往往会抑制另一些个体的成功,这必然拉大贫富差距。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有贫富差距是绝对的,共同富裕是相对的,我们追求的是贫富差距不要过大的相对公平。

在当今世界,国家财富调节都是缩小贫富差距,这是扩大消费的关键一环。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是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对富人实施高税调节,完善医疗、养老、生育、教育等社会保险体系。因此,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缩小贫富差距对中国来说已刻不容缓!

2018年8月,《财经》杂志有人提出,“留住富人的钱是拉动消费的关键”,笔者不能赞同。根据一般规律,消费隨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收入达到一定高度,收入与消费有可能逆向移动。

按消费规律,人们收入水平的增长并不能与消费水平的增长划等号。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行为主要取决于净收入,一般的情况下,消费将随收入的增减而增减,但随着收入的增长,往往会出现消费的增加量会小于收入的增加量,特别是高收入人群特别明显。目前,中国形成了高收入群体消费意愿不足和低收入群体支付能力不足同时并存的局面。

第三,让老百姓能消费、想消费、敢消费,优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结构,创新消费摸式,实现消费升级。

《若干意见》用了很大篇幅论述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四项基本原则,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壮大消费新增长点的四大战略重点,和十一项政策配套措施,非常具体。关键在于如何贯彻落实。笔者认为重点是正确处理好以下五大关系。

市场主导与政府监管的关系。在消费领域,政府应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更多的让市场去优化配置资源。政府要调控供需的动态平衡,稳定物价;要明确消费体制与消费政策;要创造与改善消费环境,特别是信用体系与标准体系;要宏扬科学的消费文化;加强消费市场监管,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实行了“低消费”的总体制,从而制订了具体的、以主要消费品配给制为主的消费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实行过鼓励消费的政策,也实行过抑制消费的政策,如何兼顾生产与生活,积累与消费始终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但从总体讲是以鼓励消费为主,特别是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全球金融危机,我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鼓励消费政策,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这次《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实行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笔者认为,通过调整消费政策,促进居民消费,中国已具备条件,关键是调整要得当,要果断,不要满足于一些短期行为,做表面文章。

消费环境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消费业态、消费外部条件、网点布局、诚信体系、通胀与通缩等等。消费业态要适应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消费外部条件,这对农村尤其重要,特别是路、水、电、气。每个城市要有中心商业区、区商业中心区,更重要的要建社区便利店与社区服务网。信用缺失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败笔,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假钞、欺诈、霸王条款,使消费者权益受到严重侵犯。诚信体系的缺失,也就是说消费不完全是安全的。通胀与通缩对消费都会产生影响,通胀与通缩一般是由供求不平衡与货币供应量不均衡造成的,供不应求会造成通胀,产能过剩会造成通缩。长时间通胀对消费者会产生一种恐慌心理,使消费指数下降。长时间通缩,使消费者产生会进一步降价的预期,消费指数同样会下降。

历史经验表明,居民消费必须控制在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适水平。消费增长过高,将会出现经济过热和家庭债务的过快上升,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如果消费停滞,甚至负增长,则会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冷淡,同样对经济发展不利。

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的关系。居民消费由一般消费品向耐用消费品、再向服务消费品渐次升级,消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产业结构往往跟随消费结构的升级而升级。改革开放以来,20世纪80年代的轻纺工业、90年代的家电工业,到2000年以来的汽车工业和房地产业,正是居民消费升级的结果。一产、二产、三产如何根据居民消费需求提供保质保量的商品与服务品,是进一步促进消费的物质基础。中国从1978年以来,经过三次明显的消费升级,说明消费有一定的周期性,在每一个消费周期内,都会产生一些消费热点。

在中国式消费中,有二种现象特别引人关注,一是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也就是说生存性的实物性消费支出在下降,各种服务消费支出在上升,所以在《若干意见》中,突出了服务消费潜力的挖掘,这是一个大方向。主要是大健康产业、教育产业、信息产业、物流产业、文化产业、金融产业、旅游产业、养老产业、家政产业等等。另一个是老百姓的消费随收入水准的不断提高,区分为基本性消费、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中国人均GDP还不到一万美元,但享受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增长很快,比如美容业,包括化妆品生产与美容、美甲等服务业,现在有3000万人就业,到2020年产值超万亿。为了增加知识量,各种培训班热火朝天等等。

生活性消费与生产性消费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内需拉动型国家。内需拉动主要靠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但绝对不能忽视生产性消费,因为只有通过生产性消费,才能满足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的需要,从2010年开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占全球制造业的19.8%,2016年制造业总值己占全球的25.5%。工业品中,有生活资料工业品,还有大量的原材料与大宗商品,除部分出口外,要靠国内需求,这种需求来自两个方向,一是基本建设投资,二是工业生产与再生产。我们主张正确处理消费率与投资率的关系,並不主张投资率降得越低越好,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发展期,农村振兴推进期,在一定时段内投资率适度高一些是可以理解的。工业品生产大部分与居民生活消费有关,是保障居民消费的物质基础。无论投资率还是生产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正确处理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的关系,充分调动民营资本的积极性。

消费升级与消费文化的关系。2018年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41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若干意见》提出,“积极培育健康理性的消费理念,大力宣传倡导丰俭有度、雅俗兼容的消费文化”。我们提出鼓励消费,促进消费,消费升级,并不是讲一切消费都是合理的,要反对铺张浪费,反对違规消费,提倡勤俭节约,提倡绿色消费。培育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是提升中华民族素质由重要一环。

消费热点与消费模式创新的关系。《若干意见》提出了不少消费热点与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重点领域,但各种消费都离开不了消费载体,即用什么方式消费与在哪里消费,特别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线上线下互动,实体与虛拟并存。供应链改变了生产与生活的组织方式与商业运作模式,优势互补,合作共羸。所以,不断创新消费模式十分重要。人工智能商场、网上购物、跨境电商、消费金融、租赁市场、个性化设计、体验式消费、智慧家庭、特色街与特色镇、共享经济等等。

综上所述,在世界复杂多变,特别是美国政府发动全球性贸易大战,世界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正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关健时刻,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深谋远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培育国内市场,挖掘内需潜力,进一步扩大消费,也将成为2019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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